程序是否需要机械地遵守：这是一个问题

程序是否需要机械地遵守：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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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西藏讲学中，云南的肖洁检察长讲课中讲到一个细节：反贪在制作同步录音录像笔录中，记录人员却分明在电脑上打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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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问题显然不是个例，甚至相当普遍。近日，反贪局也和我探讨这个问题：他们一个案件的同录中，录像中也分明看到记录人员没有在记录，但最后拿出了长长的一份笔录。律师提出非法证据排除，问：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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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贪部门认为，要记录人员同步制作讯问笔录几乎不可能，不现实。实践情况是，在制作同录之前，侦查人员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思想劝导，嫌疑人逐步交待了犯罪事实，侦查人员已经制作了完整的笔录，同步录音录像是为了证明讯问的合法性，只要笔录的内容与同步录音录像的内容能够吻合一致，就应该认定有效，而不应机械地理解为必须现场制作同录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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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贪部门就此咨询了法官，法官亦认为不必拘泥于细节，只要笔录内容与同录内容是吻合的，笔录并非同录时现场制作不影响笔录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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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严格地说，控方证明犯罪事实是笔录，而笔录并非是同录时现场制作的，也就是说这份笔录的制作过程并没有同步录音录像能够证明合法性，那么，凭什么说这份笔录是合法的呢？同时，虽然同步录音录像中讯问过程是合法的，但这个同录资料仅是证明笔录合法性的证据，并非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而同录时又并未制作笔录，这个同录资料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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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控方可以选择直接将同录资料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但同步录音录像视频往往几个小时，拿来举证又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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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如果严格按照要求，同录笔录必须同录时现场制作，记录人员又记不下来。那么，要不要如此机械地遵守程序？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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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导致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赋予同录资料作为直接证明犯罪证据的效力。其实这点上并不存在法律障碍，刑诉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这一类证据，并没有限定证据形式，可以是笔录，也可以是视听资料。所以，今后在实践中应该试行直接将同录资料作为证明犯罪的证据，而不是作为证明笔录合法性的证据。在具体操作中，可以先通过庭前会议，向辩护人播放同录资料，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同录资料有质疑的，可当庭提出，公诉人予以质证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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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我认为程序规则仍然应当严格地被遵守，不能因为实践中有障碍就破坏规则、抛弃规则，规则存在问题，应当另辟新径，通过寻找实行规则的新路径，实现完美地践行程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