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与教化
读《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其中最高法院与民意一节，有将大法官比做教师的内容，称早期大法官的作用，在巡回审判向大陪审团介绍法律要点时，正是在履行“国民教师”的职责。并言及“在民主政体下，教化与裁判本身就是密不可分的”。此论断着实精妙，容我就此发挥。
早上读新闻，说某地又公开拘留、逮捕、宣判了一批犯罪分子，并附有图片，将涉嫌犯罪以及判决有罪之人，公诸于众。这种执法方式，多有不妥之处，且早已成为公论。但有司对批评之声，似乎并不在意，反而要一意孤行。可能基于当下，治安形势之紧迫，公开执法，意在形成高压之态势，且这符合我们一贯的执法思维。
但就不才所见，法律的属性，不只在于法律之有权威。如果只强调法律权威的属性，法律无异于是个莽汉，徒有肌肉与拳头，就形同横行乡里地痞恶霸了。古罗马人言，法律是公正与善良的艺术。由是可见，如果说法律有其权威，可能并只不在于其武装到了牙齿，而应当是来自于其公正与善良的属性，以及由这种属性而派生出来的，来自于更广泛的民众的服从。就不才浅薄之见，这才是法律权威的本质。而民众的服从，不仅在于有法律，还必须得有行政与司法，在执法过程中的教化。
从正面观之，教化产生民众对法律广泛的服从。比如，刘邦入关中后，教导人民：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不能杀人，不能偷窃，由执法人灌输给民众，从而教导民弃恶从善，以逐步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但从反面观之，错误的教化，也可能会导致民众普遍的抵抗，造成法律失效，社会秩序失范。比如，行政执法领域，我们采用羞辱性执法，造成被执法者人格贬损，可能会导致其产生报复社会的动机；我们采用不公正的野蛮执法，比如拆迁引起的多发性血案，也可以清楚地说明，此方式给社会带来的麻烦。因为一旦法律丧失公正与善良的属性，只有权威在起作用，那么执法就会异化成，国家与个人或一群人在好勇斗狠，大家是在比拳头，而不是在执法。若是如此，则社会退化成原始丛林，只能适用丛林法则。大鱼吃小鱼，小鱼再吃虾米，弱者总会遭殃。
从司法领域来看，不公正的裁判，同样会给社会造成可怕的恶果。人文主义者培根，有一句经典之言：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却污染了水源。不公正的裁判所导致必然后果，是民众对法律的不服从。法律成为一纸具文，谁都不会将法律当回事，社会必然会失序。当下社会出现的上访大军，就不才浅见，与民众对法律的失望，当有很大关系，不信法律，只会转而求权威的保护。不公正的司法，不可能起到正面教化的作用，而只能起到反面教化之功用——它对这个极速下坠的社会，还要施以援手！
不要以为，笔者是在此危言耸听。举例言之，本埠曾发生的彭宇一案，即是明证。如果事实有利于彭宇，司法裁判的结论，所宣言的价值观，不就是在表明，见义不能勇为，见死也不能救吗？如此这般，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吗？！所以，不能轻视司法教化的功能，而一味强调“枪杆子、刀把子”的工具论。专政思维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其必然性，但法治思维之下，必然要强调法律的教化之功能。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论，如果确系如此，司法要承担其应有的责任。故这在社会转型的时期，言司法的教化之功用，怎么强调也不为过。
笔者曾习文，谓“法治引导人民”。现在想来，法治如何引导人民，其必然也与教化有关。既然要教化人民，执法者要成为“国民教师”，就必须要有权威，就必须学会说理，必然要依法办事。由此而展开的，当然还要有：法律得是良法，执法者必须从善如流，司法必须独立。——一言以蔽之，得有现代民主政体！
行文之至，笔者所要强调的，仍只在于裁判与教化之关系。执法者不能只见法律之权威，而忽视法律的公正与善良之属性。如果滥用法律之权威，不但起不到教化民众之功，反而会为社会催生更多、更大的恶。因为，没有公义，就没有善。（2014-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