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06 吕良彪 阿呆曰
律师当心向正义而非以正义自居；律师服务一切人而不向任何人出卖自己。律师职业之高贵，乃在于其兼具政治使命、法律智慧、文化品味与商业运作于一身。
律师的政治价值在于制约公权、保障人权，平衡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间的博弈；律师的法律价值在于诉讼与非诉讼事务中提供合格的法律服务；律师的文化价值在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与“专业知道分子”的担当；律师的经济价值在于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并提升社会整体价值。
法治社会的律师，是公民权利的忠实代表、社会理性不同声音的忠实代表、集合私权利制约公共权力的忠实代表。律师天然地与社会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紧密相联，与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紧密相联，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相联。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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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律师，与正义相关
律师职业之高贵，乃在于其兼具政治使命、法律技能、文化品味与商业运作于一身。而社会职业分工视野下的律师，作为各种相互对立、冲突利益的代言人，似乎既代表正义又代表非正义，从职业的工具价值属性上具有某种天然的“品格分裂症”。“与邪恶为伍、为异端辩护”使律师这个职业容易为权力者所鄙视，为社会公众所诟病。——然而，正是赋予所谓“邪恶”与“异端”以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权利，才可能彰显每一个人的尊严与自由。——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受到错误的刑事追究。而每一个个体权利、具体权利的维护，每一起具体案件的博弈，其实都是纠纷得以解决、权利得以实现、权力受到制约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也正是正义得以实现的过程。因此，律师即使在个案中成为“邪恶”的辩护人，其整体价值亦与正义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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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师职业的主体价值
（一）律师的政治价值在于平衡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博弈
律师制度自产生以来，便被赋予强烈的政治意味，负有某种重要的政治使命。这也是律师区别于会计师、医师、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的根本所在。——作为民主土壤所催生的“异类”群体之一，律师在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博弈”中，始终是公民权利的忠实代表、社会理性不同声音的忠实代表、集合公民权利制约公共权力的忠实代表。基于程序正义的理念和诉讼制度，律师的存在使“草民”得以向长久以来神圣不可侵犯的公权力说“不”（其典型者如行政诉讼）。在此基础上，在公权力（政府）与私权利（百姓）发生冲突时，律师就成为一种自然的桥梁（律师成为经权力的掮客即源于此种特殊职业价值），具有一种特殊的、天然的“减压阀”的功效与价值。
律师的政治价值还在于促进权力的依法运行和社会机制的自我完善。律师作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或是作为法律顾问参与社会公共决策，或是通过各种媒体发出自己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声音，提出与“政府”不一样的意见，正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民主理应倾听不同的声音，既要少数服从多数，也要尊重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作为公民权利和社会理性不同声音的代言人，律师的神圣职责之一，便是制衡公共权力、制约公权力机关的行为，维护普通民众的自由和权利。
法治社会中律师的社会责任还包括倡导宪政文化，挑战现行立法和社会制度中的违宪性：从收容审查制度废除过程中的“三博士上书”、四律师提请全国人大对《河南省种子条例》的违法性进行审查到律师对黑龙江省恢复强制婚检制度的合法性提请全国人大审查、众多律师为取消劳动教养制度而长期存在进行的不懈努力等等，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律师对于催化具备自我修复、自我完善机能的和谐制度与文化建设的独特价值与有益尝试。律师在化解社会矛盾中起着“安全阀”与“减压器”的独特价值，也是律师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职责与贡献所在。律师备受指责的所谓“专为坏人说好话”、“与政府站在对立面”、“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恰恰集中而生动地体现了律师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独特价值与使命：维护人权、建设法治；制约权力、维护稳定；服务发展，弘扬诚信；倡导公平，实现正义。这不仅是律师的职业职能，也应当是律师的主体价值追求。
人类法治的实践告诉我们：“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最终都可转化为法律问题，并随时间与程序的推移逐渐降温”(托克维尔语)。——
律师既代表私权利制约公共权力，又成为公权力与私权利沟通最重要的纽带之一，成为平衡社会综合矛盾最有效的调节器。
（二）律师的法律价值在于为社会提供专业化、职业化的法律产品
无论律师介入政治、经济或是文化领域，都应当而且只应当以法律的方式为之。——否则，他就不再是律师，而是其他社会角色。律师可以立法建议或成为立法专家组成员的形式介入立法，可以担任代理人或辩护人的方式解决纠纷乃至介入公共性事件，可以法律服务的方式为当事人提供“法律产品”，可以法律专业的身份与能力解读公共事件或传道、授业、解惑。总之，律师的法律价值与属性，是律师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律师社会影响力的最基础方式。当律师以文学的方式创作畅销书，当律师以近乎“芙蓉姐姐”的非理性方式而非法律理性的方式介入社会公共事务，当律师俨然以某些群体的利益代言人自居时，这些所谓“律师”也就失去了律师作为“法律人”的属性和价值。
律师的法律价值首先体现在诉讼当中：诉讼的本质正在于“由国家权力而非冲突主体来解决社会冲突”(顾培东语)。在任何一种诉讼当中，律师成为当事人两造的代理人（中国等国家，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使各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在一种理性的程序下以公力的、和平的方式得以解决。从而使正义得以实现，并且以一种看得见的形式得以实现。
刑事诉讼中律师的辩护不仅保障着当事人乃至每一个人的权利，而且制约着公共司法权力的依法运行。民事诉讼中平等的各方当事人通过律师的代理，与法庭一起为社会提供合格的“司法产品”。而行政诉讼正是对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采取一种和平、具有严格程序要求的解决方式。否则，社会矛盾的累积必然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使社会的和谐最终成为“镜花水月”。
律师的法律价值还体现于非诉讼法律服务之中：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已成为共识，有人甚至将其称为“律师主导型”经济——虽有些夸张，但有着相当的合理性。无论政府以“看得见的手”对经济进行调控和管理，还是市场主体间的经济活动，都必须依法进行，律师专业的法律服务日益受到重视。而市场主体日益丰富的经济活动，无论是上市融资、公司治理还是企业间的经济活动，律师所起着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体现出律师的法律与经济价值。
（三）律师的文化价值在于作为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及专业知道分子的智慧与担当
律师天生就应该是这个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倡导一种法治文明：“与人文知识分子相比，律师更少情绪化更多理性判断；律师具有强烈的规则意识，他可能会钻法律漏洞，但前提是承认、尊重法律（最可怕的是连漏洞也不钻，直接视法律如废纸）。而与法学家相比，律师又更具有行动能力。”（林晓东先生语）思之先生主张律师“要议政，而非参政”。对此笔者并不完全赞同。参政并非限于国家机关相当级别的工作人员，无论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是参与国家立法，只要以专业的力量介入社会规则的制定与变革，促进社会公共事件的解决，都是“参政”而非仅仅“议政”。这种“参政”或“议政”，既是律师以政治方式影响社会，也是律师作为社会公共知识分子的天职。
区别于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律师倡导法治文明的政治职能，
律师作为专业知识分子的价值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某一领域的专业人士甚至学术权威，为社会提供解决此类问题的公共产品；二是作为法律专业人员，在社会深刻变革之际，为人们提供专业的法律乃至法治视角中的解读。
从“邓玉娇案”、“许霆案”，到“瓮安”、“石首事件”；从“彭水诗案”、“王帅案”，到“县委书记派公安进京抓记者”事件与“人肉搜索”……社会公共事件，需要律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专业的声音、理性的解读。
从刑事辩护，到民商事代理；从企业投资并购，到破产重整；从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到VIP（VC、IPO、PE）业务……都离不开律师作为专业知识分子的调查研究与业务实践。这也是律师作为专业知识分子的天职。
律师个体要努力成为有修养、有文化、有“份量”的人；律师群体要形成富于自身特色的职业文化；律师要努力使以公平、正义、规范为基本价值理念的律师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律师的经济价值在于创造价值并节省社会运行成本
律师的经济价值在于创造社会价值。律师只有在提升客户价值的同时，才可能提升自身的价值。无论是为作为国有资本改革重点的“国企改制”，还是替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要内容的“农村合作社”提供高端法律服务；无论是通过诉讼、仲裁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还是降低企业法律风险；无论是通过破产、重整，还是并购、融资、上市……律师都以其合格的“法律产品”，为社会直接创造巨大的财富与价值。此外，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考量：律师的经济价值更体现在以合同关系建构商业模式，直接推进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典型者如“按揭”即是通过买房人、开发商与银行之间三方当事人的两种合同关系，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企业的飞速成长，满足市场的需求；又如当下通过规则建构民间资本与政府资本合作共赢的PPP模式，亦是建构全新商业模式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有益路径。而法律规则所具备的社会资源放大功能，典型者如IPO、PE、VC及过桥资金、杠杆收购等方式，又能使社会和个体的资源起到“以小博大”的神奇功效。
律师的经济价值在于节省社会运行成本。除却通过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行政及行政赔偿诉讼等直接含有经济内容的诉讼实现以外，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于国家社会经济活动以一种公平有序的方式运行，这种公平性、有序性以及安全性，使整个社会得以低成本运行，避免因无序而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
律师的经济价值评判，确实很难有一个量化的标准。单就律师的创收额而言，有
“大律师赚不过小老板”之说。的确，一年做到千万律师费的律师凤毛麟角，但这与企业的年产值相比实在太可怜了。但我们也要看到，律师费实际上相当于生产企业的毛利润。以毛利百分之二十计，创收两千万的律师相当于年产一个亿的企业，而这律师费往往是由一个或几个律师创造的。因此，律师特别是优秀律师个体的经济价值显然是出众的。
律师费是也仅仅只是律师社会影响力的客观标志之一，本身并不能代表律师价值的全部。过于强调商业化、单纯数钱论英雄，实际上是对律师职业价值的极大贬低。而在成为“人生之道”以前，律师首先是一种生存之术。作为生存之术（尤其是艰难度日者的生存之术）时，律师的营销之“术”也就格外受到青睐，这也是这个浮燥时代的特色。于是乎，不仅律师做案件的本份成为一种营销术，不仅律师出书成为一种营销术，甚至有人主张并实践将“公益”也做为律师的营销术了。这让我深感悲哀。——
律师的价值主要不在金钱。无论如何我都坚定地认为：“数钱论英雄”是对律师价值的贬低；“公益”沦为营销之术是律师的悲哀；“泛营销论”是对律师行业的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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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凝聚于律师的社会资源价值
一个群体、一个职业影响社会的基础，都是其所占有和支配的社会资源——无论是以货币的、还是非货币形式体现出来。凝聚于律师的、或称律师有机会得以支配的社会资源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是律师的“人力资源”，俗称“才”，即律师及其团队自身的修养、能力。应该说，不同的律师社会影响力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个人魅力与专业能力乃至气度修养的差异。有“工匠型”适于做具体事务性工作的律师，也有“设计家型”可以为客户提供战略服务的律师；有适合做具体业务的“技术派”律师，也有更长于拓展业务、管理团队的“领袖型”律师；有成为客户办事员的“工具型”律师，有取得客户信任的“顾问型”律师，也有赢得客户尊重的“导师型”律师，还有与客户共同获得尤其是不正当利益的“伙伴型”乃至“狼狈型”律师。不同的能力与价值取向，决定了不同的律师的“才”，即人力资源。
律师之“才”包括三个层次：一曰“术”，即律师的专业技术，做事的能力。律师的专业技术唯有“实用”、“高端”、“稀缺”方彰显其价值。二曰“道”，即律师的人生智慧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律师不仅仅需要具备法律技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善于沟通和解决问题，是律师之才更有重要的因素。三曰“势”，即律师所处的平台，包括在什么样的城市、什么样的律师事务所、接触什么样的业务和人员，等等，决定了律师能够凝聚多少人力资本、社会认可与社会资源。
二是律师的“人气资源”，俗称“名”，即律师得到公众、社会与市场认可并因此具备的声望。这种资源，是在律师人力资源努力的基础上，社会尤其是市场对于律师的认可，这种认可从财富价值的意义上是社会与市场将部分公共资源赋予给律师个体。这种社会公共资源无论在质与量上，都应该超过律师自身的人力资本。
律师之“名”需要“知名度”、“美誉度”与“专业度”；律师要出“名”，但务必要把握“出什么名”、“在哪出名”、“如何出名”。
三是律师的“人脉资源”，俗称“关系”，即不同人员所承载的社会公共资源。这种“关系”，一般包括律师与“官场”的关系，与“老总”的关系，与各种社会势力甚至黑暗势力的“关系”。所谓“官场”其实就是指权力，一种最为集中、最为优质的社会公共资源；所谓“老总”，一般是有实力的市场主体的通称，既包括拥有巨大社会资源的民企老总，也包括拥有更大社会共同资源的国有资产成分的“老总”，背后是生产财富的资源——资本；各种社会势力乃至黑社会势力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他们以非法定的方式掌控着社会公共资源。与媒体关系的背后，是舆论这一被称之为“第四种权力”的社会公器……显而易见，作为“关系”背后的社会公共资源，无论在质与量上又都远远超过所谓的“名”。
所谓律师有“才”的不如有“名”的，有“名”的不如有“关系”的，其实是有其合理性甚至必然性的。一般而言，律师的“才”是“名”的基础，而“名”又往往是“关系”的基础。律师无“才”难以出名，即便出名亦难长久或深入；而律师的“名”往往是律师建构“关系”网，提升自身社会影响力的基础。有的律师因长期在媒体露“脸”而颇有“名”，但在媒体上露“脸”靠得更多的其实更多的是与百姓日常生活相对接的低技术含量律师业务，这种准公益性行为所获取的“名”还需要有相应专业领域知识与技能乃至律师个体的综合素质来支撑。所以，律师要做到还是应该夯实基础，修练好“内功”，使自己既有专业技能与眼光，又具备良好的人文修养与智慧，更具备从高端切入市场的眼光、胆识与智慧。律师唯有做到“优术、明道、取势”（王宇语），方可最大可能地拥有社会资源，提升自身价值与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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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律师的价值提升与价值观取向
吾养吾浩然之气。
——古语
律师是公权力与私权利、私权利与私权利之间博弈的理性“雇佣军”，是合格法律产品的共同生产者，其职责在于在遵守法律规则的前提下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最大化。而律师所代表利益的多元冲突，也决定了这个职业注定内部分化，注定与谎言相伴，注定时时面对罪恶、贪婪等人类劣根性。这也同时要求律师在价值观取向上，理应满怀光明与尊严。否则，律师这个职业将失去民意的基础，又无以幸免地面对公权力的本能压制，必将变得不堪与危险。
律师的执业权利与社会地位状况，是一个国家和社会民主法治进程和人权保障最灵敏的晴雨表。“当前中国语境下法治的基本路径或重要特色，在于‘具体法治’，意即通过媒体集中广大而分散的、个体的、弱小的公民意志，形成‘公众意志’，从而与强大的公共权力相抗争，并最终改变不合理的现实规则，推动社会的进步。（孙志刚事件即是典型标本）”（吕良彪语）律师只有将自己融入法治的洪流，融入社会资源的主流并保持职业的理性与异议，其职业价值的提升方可具备不竭的动力。
律师天然地与社会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紧密相联：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律师是最重要的促进者之一；律师天然地与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紧密相联：律师作为权利维护者与社会理性异议者，总是努力保持着社会文化的自由与多元，从而使文化保持活力与创造性；律师天然地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紧密相联：作为客户利益的代言人，只有提升客户价值的同时，律师自身的价值才可能得以提升。
“律师兴，法治兴；法治兴，国家兴。”
（完）
【本文系第七届中国律师论坛优秀论文，曾发表于《中国律师》2010年第一期，拟修订后收入阿呆新作《律师，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暂名）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