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医患矛盾 绕不开“病人权利法”

化解医患矛盾　绕不开“病人权利法”
    早报特约评论员李国炜
    保护患者的权利，即是在保护医生、化解医院风险。
   
    6月2日发生在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官员伤医”事件，似乎成了罗生门。
    目前死者堂姐已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警方刑拘。但家属方面坚称：监控视频中根本没有打人的行为。而事发之初，院方曾声称：受害的医生王雅“被殴打致颅脑损伤、脑震荡、头皮血肿、创伤性蛛网膜下腔出血……阴道出血查因，外伤性子宫损伤”，但司法鉴定结果为“未验出轻微伤”。既然不构成轻微伤，也没有伤口，何以事发第二天王雅医生要头缠绷带出现在镜头中？医院方面的解释是：用纱布包裹是为了压迫血肿，认为“只有伤口才包纱布，是没有根据的”。
    殴打医生的暴行，必须受到法律严惩；如果医护人员确有渎职行为，也应受到严肃处理。这起案件应由司法机关公正处理，不容被口水绑架。
    近年来，医患冲突不断，严重伤害到了医生的职业信心，其症结何在呢？靠“严打”能解决吗？
    除了政府投入不足，以及有个别病患对医疗风险认识不足、“职业医闹”兴风作浪之外，在解决纠纷时，医患之间的“能力差距”也恰是问题要害所在。医患双方分属于两种社会结构，医方犹如组织器官严整的多细胞生物，患方则如组织结构单薄的单细胞生物，医方拥有知识、信息上、财力等绝对优势。
    一如德国著名法学家卡尔·拉伦茨所说：只有在有关当事人之间存在某种均势，才能期待每一方当事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意志。如果不存在这种均势，法律制度就必须采取措施，为维护典型的弱方的利益而创造出某种平衡态势。
    所以，社会有必要平衡医患双方之间不对等的对位，才能构建患者的理性维权渠道，避免矛盾激化。保护患者的权利，即是在保护医生、化解医院风险。
    首先，应制定“病人权利保护法”，以法定分止争。从世界范围来看，已有多个国际组织、国家采用制定专门法律文件的方式，宣告患者权利，如世界医学会1981年《里斯本病人权利宣言》、以色列1996年《患者权利法》、法国2002年《关于患者权利和卫生体系质量的法律》，荷兰更是把患者的权利写进了《民法典》。但目前，我国尚无“患者权益保护法”，有关患者权利散见于《侵权责任法》、《执业医师法》等法律法规之中。
    因此，我们需要尽快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和现代社会精神的“病人权利保护法”，明确宣告病患的权利种类，有针对性地为各医疗环节患者权利保护提供指引。目前可行的立法尝试是，由律师协会、医院协会、医学伦理学会等联合编撰《病人权利指引》。
    第二，应建立独立的医疗服务申诉职能机构。“纠纷金字塔”模型表明，在遇到“不满” 问题时，人们有高达80%~95%的申诉率。所以，政府部门应主动介入医患纠纷的处理中。
    实践中，卫生部门多不愿主动介入，只是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下才提供调解、处理服务，这就导致患方对卫生部门失去信任。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医疗服务投诉委员会是依据该州《医疗服务投诉法》成立的、独立于医疗体系之外的组织。其法定职权为：接受民众提出医疗申诉个案，进行评估，做出处理结论或调解投诉；就关乎社会大众健康的投诉案件进行调查；就情节严重的案件提起检诉或者转交相关纪律惩戒组织跟进。
    我国应借鉴此做法，尽快尝试建立一个独立法定的医疗服务申诉机构，为医患矛盾提供低门槛的、一站式调解服务。
    第三，“组织歧视”。组织享有特殊的优势，在现代法制中普遍存在已经得到广泛的承认。因此，应组建患者权益组织，实现医患之间的结构均衡。
    在患者利益组织化方面，1980年代末起，日本出现了“制定《患者的权利法》促进会”、“患者的权利代言人组织”等患者权利运动组织，他们的活动主要有：解答组织成员对医疗手段的疑问；向组织成员分享信息；向医疗院所反映患者意见和诉求；就个案的解决来说，向组织成员提出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向组织成员宣讲医事法律；召集聚会，为成员提供交流倾诉的平台等。在这些组织的推动下，日本的一些医疗院所公布了“以患者为中心”的《患者的权利章程》。
    病人权利组织能通过介入医患纠纷，为病患提供情感宣泄途径，引导病患在法律框架内理性维权。此外，病人权利组织还能发挥“组织优势”，实现医患之间的结构均衡。同时，以民间组织的身份参与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各方沟通和谅解。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生命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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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2014年6月17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