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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当判决书遭遇不雅字眼2014年05月20日07:32法影斑斓
老罗进军手机业之前，既是英语培训界翘楚，又是网络舆论领袖，开有博客“傻逼老愤青”。由于博客内容经常被其他媒体、网站以不打招呼的方式“转载”，老罗不得不奋起反击，将对方告上法庭。
老罗曾向我感慨，每次打官司，最有趣的事不是法院判他胜诉，而是法官在宣判时，用一本正经的语气读出他的博客名，每当此时，听众席上总会传出阵阵哄笑，法官本人也颇觉尴尬。
其实，不止“傻逼”二字，法官在撰写判决书时，总会遭遇某些不雅字眼，若不写，事实可能欠完整；若写了，宣判时又得闹笑话。如何处理这类问题还真有些考验人。类似的难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40年前也遭遇过。
1970年，一位名叫保罗·科恩的年轻反战者穿了件背后写有“我操征兵制度”（Fuck the Draft）的夹克示威，结果被判了30天监禁。当这起名为“科恩诉加利福尼亚州”（Cohen v. California）的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时，大法官们首先担心的,不是怎么维护言论自由，而是如何处理“Fuck”这个词。
当时的大法官，思想虽渐趋开明，却个个古板正经。以雨果·布莱克为例，老头年轻时虽参加过三K党，但终其一生，几乎没说过粗话，最狠毒的诅咒也不过骂人一句“坏蛋”（crook）。大法官们谁都不愿亲口说出“Fuck”一词，内部开会讨论时，干脆用“那个词”取而代之。
在言词辩论环节，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多次暗示律师不要在神圣的法庭上提到“Fuck”一词。他对来自美国公众自由联盟的律师梅尔维尔·尼梅尔说：“……最高法院完全熟悉这件案子的背景，你不需要再详细说明案件事实了。”尼梅尔可不吃这一套，认为自己若刻意回避该词，官司就输定了。因为你若是不念出来，就等于承认了这个词的不可言说性。所以，尼梅尔在陈述案情时，很大声地提到“Fuck the Draft”这句口号，把首席大法官气得面色惨白。
有趣的是，尽管约翰·哈伦大法官也讨厌“那个词”，但他认为该词仍属言论自由条款保护范畴。一位法官助理在协助哈伦起草判决意见时甚至加上这么一句话：“一个人的粗鲁言语，也可能是其他人的抒情诗句。”宣判前，伯格生怕哈伦把“Fuck”读出来，便趁哈伦穿法袍时问他：“约翰，宣判时你不会用'那个词'吧？”哈伦没有正面回答，伯格只好感慨：“一旦你用了这个字眼，最高法院就完蛋了。”哈伦最终还是很给伯格面子，在没有提到该字眼的情况下读完了判决意见。
到了2009年，尴尬情形重演。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拟禁止各大电视台、电台节目中出现“Fuck”或“Shit”等粗口词汇，部分电视台认为FCC朝令夕改，将其告上法庭。案子在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审理时，双方律师都直接引用了上述两个词，公共事务电视台还在未经剪辑的情况下播出了庭审实录。倒是《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媒体用“F-word”与“S-word”来替代两个不雅词汇。
有些报纸为了不惹麻烦，甚至如此叙述：“案件争议焦点是两个四字短语，一个F开头，与性相关；一个S开头，与牧场或厕所相关，偶尔与Bull搭配”，与读者玩起了彼此意会的“猜谜游戏”。
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会不会在言词辩论时说到那几个字眼，以及判决意见会不会正式引用粗口，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有观察家预测，这么多年过去了，大法官们应当不会连句粗口都还不愿引述吧。结果，大法官们这次仍然采取了回避态度。在判决意见中，凡不雅词汇皆以“F-word”或“S-word”替换，属直接引语的，就用星号代替其中若干字母，如“F**king”。斯卡利亚大法官在宣读判决时，也没用一个脏字，令台下听众叹为观止。
与英文不同，中文某些不雅字眼，得在特定语境中才有“猥亵”含义。对法官来说，确实没必要因为这些字眼而影响法庭或宣判的严肃性。若不雅词汇本身就是案件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准确认定事实的角度，自然无须掩饰。但是，如果相关字眼不涉及关键事实，法官完全可以从书面上适当进行技术处理，宣判时以其他词语替代。长此以往，法院还可以设置一些特定术语，专门用来指代常见的不雅词汇。如此一来，未来审理老罗博客侵权案的法官，就可以从宣判尴尬中解脱了。
（作者何帆系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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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帆：当判决书遭遇不雅字眼2014年05月20日07:32法影斑斓
老罗进军手机业之前，既是英语培训界翘楚，又是网络舆论领袖，开有博客“傻逼老愤青”。由于博客内容经常被其他媒体、网站以不打招呼的方式“转载”，老罗不得不奋起反击，将对方告上法庭。
老罗曾向我感慨，每次打官司，最有趣的事不是法院判他胜诉，而是法官在宣判时，用一本正经的语气读出他的博客名，每当此时，听众席上总会传出阵阵哄笑，法官本人也颇觉尴尬。
其实，不止“傻逼”二字，法官在撰写判决书时，总会遭遇某些不雅字眼，若不写，事实可能欠完整；若写了，宣判时又得闹笑话。如何处理这类问题还真有些考验人。类似的难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在40年前也遭遇过。
1970年，一位名叫保罗·科恩的年轻反战者穿了件背后写有“我操征兵制度”（Fuck the Draft）的夹克示威，结果被判了30天监禁。当这起名为“科恩诉加利福尼亚州”（Cohen v. California）的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时，大法官们首先担心的,不是怎么维护言论自由，而是如何处理“Fuck”这个词。
当时的大法官，思想虽渐趋开明，却个个古板正经。以雨果·布莱克为例，老头年轻时虽参加过三K党，但终其一生，几乎没说过粗话，最狠毒的诅咒也不过骂人一句“坏蛋”（crook）。大法官们谁都不愿亲口说出“Fuck”一词，内部开会讨论时，干脆用“那个词”取而代之。
在言词辩论环节，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多次暗示律师不要在神圣的法庭上提到“Fuck”一词。他对来自美国公众自由联盟的律师梅尔维尔·尼梅尔说：“……最高法院完全熟悉这件案子的背景，你不需要再详细说明案件事实了。”尼梅尔可不吃这一套，认为自己若刻意回避该词，官司就输定了。因为你若是不念出来，就等于承认了这个词的不可言说性。所以，尼梅尔在陈述案情时，很大声地提到“Fuck the Draft”这句口号，把首席大法官气得面色惨白。
有趣的是，尽管约翰·哈伦大法官也讨厌“那个词”，但他认为该词仍属言论自由条款保护范畴。一位法官助理在协助哈伦起草判决意见时甚至加上这么一句话：“一个人的粗鲁言语，也可能是其他人的抒情诗句。”宣判前，伯格生怕哈伦把“Fuck”读出来，便趁哈伦穿法袍时问他：“约翰，宣判时你不会用'那个词'吧？”哈伦没有正面回答，伯格只好感慨：“一旦你用了这个字眼，最高法院就完蛋了。”哈伦最终还是很给伯格面子，在没有提到该字眼的情况下读完了判决意见。
到了2009年，尴尬情形重演。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拟禁止各大电视台、电台节目中出现“Fuck”或“Shit”等粗口词汇，部分电视台认为FCC朝令夕改，将其告上法庭。案子在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审理时，双方律师都直接引用了上述两个词，公共事务电视台还在未经剪辑的情况下播出了庭审实录。倒是《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媒体用“F-word”与“S-word”来替代两个不雅词汇。
有些报纸为了不惹麻烦，甚至如此叙述：“案件争议焦点是两个四字短语，一个F开头，与性相关；一个S开头，与牧场或厕所相关，偶尔与Bull搭配”，与读者玩起了彼此意会的“猜谜游戏”。
官司打到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会不会在言词辩论时说到那几个字眼，以及判决意见会不会正式引用粗口，成为各大媒体关注的焦点。有观察家预测，这么多年过去了，大法官们应当不会连句粗口都还不愿引述吧。结果，大法官们这次仍然采取了回避态度。在判决意见中，凡不雅词汇皆以“F-word”或“S-word”替换，属直接引语的，就用星号代替其中若干字母，如“F**king”。斯卡利亚大法官在宣读判决时，也没用一个脏字，令台下听众叹为观止。
与英文不同，中文某些不雅字眼，得在特定语境中才有“猥亵”含义。对法官来说，确实没必要因为这些字眼而影响法庭或宣判的严肃性。若不雅词汇本身就是案件事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准确认定事实的角度，自然无须掩饰。但是，如果相关字眼不涉及关键事实，法官完全可以从书面上适当进行技术处理，宣判时以其他词语替代。长此以往，法院还可以设置一些特定术语，专门用来指代常见的不雅词汇。如此一来，未来审理老罗博客侵权案的法官，就可以从宣判尴尬中解脱了。
（作者何帆系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