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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诉讼案件的增速远远超过GDP，而且保持了稳定、可持续的态势。通常认为，诉讼案件增长的原因包括：一是公众维权意识不断提高，更倾向于使用诉讼的手段来解决纠纷；二是社会矛盾呈现多面化、多层次、多方位的特点，诉讼事由大量增加；三是法律服务机构，尤其是律师队伍不断壮大，审判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诉讼以及纠纷解决程序化的社会机制逐步健全。据此，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诉讼时代。
所谓诉讼时代，直观理解应当是指诉讼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比如称网络时代显然是因为网络已经涉及到了普通人的切身利益。仅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离诉讼时代还比较远，因为诉讼不象网络那样时刻在改变和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多数人对诉讼的理解无非是几起名人官司，甚至万众瞩目的反腐行动都尚且不能称之为诉讼，而更多地被界定为党内纪检行为。
美国曾经有过诉讼时代，大概是在工业社会形成和发展时期，因为技术发展而导致社会风险大幅增加，侵权事件大量发生所促成的，在律师先于救护车到达现场的时代，诉讼确实成为了美国的时代特征。
我国当前的情况与美国当年十分类似，食品、环境污染、剥夺基本人权、技术实验危害、名誉侵权、知识产权侵权、公权力滥用等侵害民众合法权利的事件比比皆是，整个社会充满了矛盾、不满和利益失衡。看起来完全具备了全民诉讼、社会进入诉讼时代的条件。
但我国与美国当年至少有两点本质区别：
一是美国之所以会进入诉讼时代，与美国国民的主流意识密切相关。美国在建国以后，逐渐形成了权利至上的主流意识氛围，公众尽管不知道诉讼的技巧是什么，但通过诉讼维护权利的价值观是明晰而确定的。当工业化运动给日常生活秩序带来冲击时，公众的第一救济手段自然是诉讼。同时在工业化过程中，许多新型侵权行为出现，对于这类行为的法律制裁和损害补偿标准并不明确，诉讼不仅是保护权利的手段，还具有一定的刺激、冒险和探索未知领域的色彩，因而能够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因素，并构成时代的特征。相比之下，我国并不存在成熟的公众维权意识，至少最有代表性的上访群体的维权意识是混乱无序的。对于多数当事人来说，诉讼与其说是一种权利意识的体现，不如说是一种带有投机色彩的求救行为，很少有当事人是抱着公平对决的心理来参加诉讼的，这种行为也不可能主流化，更不可能成为时代的代表因素。
二是美国一直执行司法独立和政府退出的体制，在纠纷解决领域中，政府并非重要角色，法官和律师才是。在这种体制下，只要纠纷增多，诉讼自然增多，纠纷多到一定程度之后，法官的裁判标准就会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支配力量，新的社会秩序因此而逐步演化形成，诉讼也因此成为了时代特征。我国总体上还是一个政府管制的社会，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依赖政府行为，而不是裁判标准，也并无独立的司法机关。因此，诉讼无论多到什么程度，诉讼的过程和结果都不会成为社会秩序和价值标准的决定力量，也不会成为时代特征。因此，我们通常只会说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或者改革开放时代等，网络时代这一用语能够上榜应该说是机缘巧合造就，因为网络是全人类的时代特征。至于“诉讼”至少在二十年内是不可能成为时代记号的，我国也不会进入诉讼时代。
大体上来讲，真正的诉讼是隶属于法治的一种程序机制，诉讼时代也只可能在法治之后才会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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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诉讼案件的增速远远超过GDP，而且保持了稳定、可持续的态势。通常认为，诉讼案件增长的原因包括：一是公众维权意识不断提高，更倾向于使用诉讼的手段来解决纠纷；二是社会矛盾呈现多面化、多层次、多方位的特点，诉讼事由大量增加；三是法律服务机构，尤其是律师队伍不断壮大，审判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诉讼以及纠纷解决程序化的社会机制逐步健全。据此，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诉讼时代。
所谓诉讼时代，直观理解应当是指诉讼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突出特征，比如称网络时代显然是因为网络已经涉及到了普通人的切身利益。仅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离诉讼时代还比较远，因为诉讼不象网络那样时刻在改变和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多数人对诉讼的理解无非是几起名人官司，甚至万众瞩目的反腐行动都尚且不能称之为诉讼，而更多地被界定为党内纪检行为。
美国曾经有过诉讼时代，大概是在工业社会形成和发展时期，因为技术发展而导致社会风险大幅增加，侵权事件大量发生所促成的，在律师先于救护车到达现场的时代，诉讼确实成为了美国的时代特征。
我国当前的情况与美国当年十分类似，食品、环境污染、剥夺基本人权、技术实验危害、名誉侵权、知识产权侵权、公权力滥用等侵害民众合法权利的事件比比皆是，整个社会充满了矛盾、不满和利益失衡。看起来完全具备了全民诉讼、社会进入诉讼时代的条件。
但我国与美国当年至少有两点本质区别：
一是美国之所以会进入诉讼时代，与美国国民的主流意识密切相关。美国在建国以后，逐渐形成了权利至上的主流意识氛围，公众尽管不知道诉讼的技巧是什么，但通过诉讼维护权利的价值观是明晰而确定的。当工业化运动给日常生活秩序带来冲击时，公众的第一救济手段自然是诉讼。同时在工业化过程中，许多新型侵权行为出现，对于这类行为的法律制裁和损害补偿标准并不明确，诉讼不仅是保护权利的手段，还具有一定的刺激、冒险和探索未知领域的色彩，因而能够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因素，并构成时代的特征。相比之下，我国并不存在成熟的公众维权意识，至少最有代表性的上访群体的维权意识是混乱无序的。对于多数当事人来说，诉讼与其说是一种权利意识的体现，不如说是一种带有投机色彩的求救行为，很少有当事人是抱着公平对决的心理来参加诉讼的，这种行为也不可能主流化，更不可能成为时代的代表因素。
二是美国一直执行司法独立和政府退出的体制，在纠纷解决领域中，政府并非重要角色，法官和律师才是。在这种体制下，只要纠纷增多，诉讼自然增多，纠纷多到一定程度之后，法官的裁判标准就会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支配力量，新的社会秩序因此而逐步演化形成，诉讼也因此成为了时代特征。我国总体上还是一个政府管制的社会，社会秩序的维护主要依赖政府行为，而不是裁判标准，也并无独立的司法机关。因此，诉讼无论多到什么程度，诉讼的过程和结果都不会成为社会秩序和价值标准的决定力量，也不会成为时代特征。因此，我们通常只会说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或者改革开放时代等，网络时代这一用语能够上榜应该说是机缘巧合造就，因为网络是全人类的时代特征。至于“诉讼”至少在二十年内是不可能成为时代记号的，我国也不会进入诉讼时代。
大体上来讲，真正的诉讼是隶属于法治的一种程序机制，诉讼时代也只可能在法治之后才会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