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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与司法——不确定中的确定性
这不是一篇探讨世界杯、足球规则与法律之间关系的论文，而是一篇没有主旨、无所谓格式的随笔。我是一个年轻又执着的伪球迷，从2002年日韩世界杯开始（据说，那一年，中国队的百年足球梦实现了，当时我在读小学五年级），之后每隔4年我会看几场比赛，习惯保持到现在的研究生二年级。同时，我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法律人，6年的法学院熏陶，（不长也不短，并有志于继续从事法律职业）让我知道，中国的法治梦一如河南“信心哥”的预言（河南一哥们街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队10年后一定进世界杯四强），距离实现也不远了。
言归正传，世界杯与法有关系吗？我认为，有的，而且很像。
世界杯比赛，除去纯粹看帅哥或刷屏娱乐的一小撮，大部分人最关心的是比赛结果。事实上，我不仅关注每场比赛的结果，也关心赢家的经验与输家的教训，并且还买了彩票为喜欢的球队下了注，只是，目前还没赢过。究其原因，乃是比赛进程如此的不确定：有黑马杀出，也有运气成分，还有临场表现不佳，亦有裁判不给面儿，当然还因为我是伪球迷、猜不准。
举一例，乌拉圭与哥斯达黎加的比赛。据百度记载，乌拉圭实力非凡，曾获世界杯冠军，而哥斯达黎加似乎只有赢一下中国队的水平，各媒体预测与彩票投注的赔率似乎也为可能的结果做注脚，然而次日的体育头条标题却说，哥斯达是黑马！无论如何，冷门爆了，需要一个“理由”安抚下受伤的心。如无例外，一场大家看好的球队爆冷，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球员临场状态不佳或教练战略判断失误，总之是自身问题。第二，对方突然使出杀手锏或球员超长发挥、配合良好、状态极佳，总之是对方太强了。第三，裁判员很给面儿或者不给面儿。一般说来，球赛当然是球员与教练水平的较量，裁判者只需居中裁判即可。然而，事实上，确有裁判者虽不做球员却可以左右比赛进程与结果，比如裁判不公、吹黑哨偏袒一方，总之，裁判员枉法裁判了。第四，其他原因。比如天气太冷或太热，下雨或冰雹，对有些球队确实造成影响。
联想司法审判。法庭如球场，同样是个剧场。进入法庭的人，无论律师、检察官与法官，单就穿着自不能与当事人、旁听人员或大街上的甲乙丙类似，不然怎可凸显“专业人士”或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特殊呢？其次，法庭之上，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主要由原告、被告及代理人推进。刑事诉讼主要由公诉方、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推进。当然，还有任何诉讼程序都少不了的裁判者。这样看来，法庭也是两造相争、法官居中的比赛场所，结果总是有输有赢，当然还有调解结案、息讼服判（如同球赛的平分结束、握手言和）。再次，法槌一敲、庭审开始，双方举证、质证与法庭辩论，精彩纷呈或毫无趣味，全赖双方的能耐。
然而，我们最为关心的，还是最终的判决结果，一如德肖维茨言，司法审判中，除非对自己有利，否则没有人在乎正义。（最多是为了胜诉披上一件正义的外衣罢了）。那么，判决结果究竟由谁决定呢。我想，经历过司法审判的普通人或者受过法学训练的法律人，不会再幼稚的认为，事实与法律决定判决结果。至少，我认为，不全是。法庭可以用多变与不确定来形容了，一如一场比赛（除非实力悬殊如巴西VS中国）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敢擅自下结论。
我想，司法判决应是三方的角力：我方（原告及其代理人、公诉方），对方（被告及其代理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第三方（法官及陪审员），当然还有其他（比如政法委的批示与上级领导的条子）。
有时候，当我试图与当事人或普通人（未受过法律训练的一般民众）解释，判决结果可能并不完全依靠事实与法条，或者律师并不能决定什么之时，他们会疑惑甚至愤怒：中国的法律哪去了？法官会枉法裁判是不是？我们老百姓有冤不能申怎么办？
当然，我知道，当事人并不真正关心法律的公正，而是在乎他自身的“胜诉的正义”罢了。其实，如果能通过关系或贿赂最终取胜，当事人八成也会干违法之事。只是，现在，我似乎可以对当事人，至少懂点足球特别是看过乌拉圭VS哥斯达黎加比赛的（伪）球迷说：实力强不代表肯定赢，证据、事实与法条只是增加判决胜诉的砝码之一，但还不足以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对方的实力，或者裁判者的态度，以及对方与裁判者的关系，以及其他因素（比如：政法委或某领导的权威）。
那么，司法判决受如此多因素的影响，是不是代表司法是不确定、多变的？以至于，面对不确定的司法判决，当事人、律师甚至法官都无能为力？
不是，即使仅是对法治的固有激情与信心也不应得此结论。在影响司法判决的多种理性与非理性因素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确定性。
其一，事实与法条依然是庭审的基础。法庭依然需要事实与证据，无充分准备却指望临场发挥感染法官，恐怕是搬石头砸自己脚。一位当事人自认为很有理，却提不出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结局将是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诉求。或者，一名律师自恃经验丰富（很多时候，只是“经历丰富”而已），却将证据目录或代理词搞得一团糟，对方律师会不反驳吗，法官会尊重这样的律师吗？
“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永远不过时，一如球队实力依然占据重要位置。（只是不要绝对罢了）。举个伤心的不恰当的例子，足球比赛中的巴西与中国队，即使中国队买通了裁判，中国会赢吗？难说。或者，玻璃心的“爱国者们”可以换个例子，比如中国队VS巴西队的乒乓球赛（巴西打乒乓吗），即使巴西贿赂裁判或者引入外援，胜算又有几分。
第二，程序是我们的武器。常有当事人讲，对方很有势力或者法官被行贿了，对于当事人的话，律师总是将信将疑吧。如果对方真的实力强大或者法官不公，我们该怎么办，束手就擒？
不是。法律本身乃是一种程序。许多案件，法律实体上说不过去或者压根不需要考虑实体问题，单靠程序瑕疵就可以四两拨千斤。比如，管辖权异议即为一种可行办法。或者，不服一审可以上诉，因为中院或高院相对基层来说，更容易摆脱地方势力的干扰。再或者，诉讼法规定，未经质证不得作为定案证据，以此理由也可以上诉或申请再审。还有，主体不适格可以直接请求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曾经一当事人因为当了被告而惶恐不安(或许是传统的耻诉观念或惧怕诉讼观念之由)，其实不过是对方公司出事后慌乱找错了被告，其实我方只需一纸主体不适格的答辩状即可……一如世界杯，也是追求程序正义的地方。众多裁判，什么主裁与边裁，不可能同时瞎了眼或者被贿赂吧，以及那么多的监控设备、球迷、媒体与亿万电视观众，谁能骗过如此雪亮的眼睛。联系当前，我国法院重点推进的“生效裁判文书网上”或“庭审公开”，也是追求程序正义的方式吧。或许，你可以不同意判决结果，却无法从法律程序中找到重大瑕疵。
点到为止、就此搁笔。
法治，没那么近距离，也没那么遥远。
2014年6月15日夜
于政法大学 |
240331
世界杯与司法——不确定中的确定性
这不是一篇探讨世界杯、足球规则与法律之间关系的论文，而是一篇没有主旨、无所谓格式的随笔。我是一个年轻又执着的伪球迷，从2002年日韩世界杯开始（据说，那一年，中国队的百年足球梦实现了，当时我在读小学五年级），之后每隔4年我会看几场比赛，习惯保持到现在的研究生二年级。同时，我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法律人，6年的法学院熏陶，（不长也不短，并有志于继续从事法律职业）让我知道，中国的法治梦一如河南“信心哥”的预言（河南一哥们街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队10年后一定进世界杯四强），距离实现也不远了。
言归正传，世界杯与法有关系吗？我认为，有的，而且很像。
世界杯比赛，除去纯粹看帅哥或刷屏娱乐的一小撮，大部分人最关心的是比赛结果。事实上，我不仅关注每场比赛的结果，也关心赢家的经验与输家的教训，并且还买了彩票为喜欢的球队下了注，只是，目前还没赢过。究其原因，乃是比赛进程如此的不确定：有黑马杀出，也有运气成分，还有临场表现不佳，亦有裁判不给面儿，当然还因为我是伪球迷、猜不准。
举一例，乌拉圭与哥斯达黎加的比赛。据百度记载，乌拉圭实力非凡，曾获世界杯冠军，而哥斯达黎加似乎只有赢一下中国队的水平，各媒体预测与彩票投注的赔率似乎也为可能的结果做注脚，然而次日的体育头条标题却说，哥斯达是黑马！无论如何，冷门爆了，需要一个“理由”安抚下受伤的心。如无例外，一场大家看好的球队爆冷，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球员临场状态不佳或教练战略判断失误，总之是自身问题。第二，对方突然使出杀手锏或球员超长发挥、配合良好、状态极佳，总之是对方太强了。第三，裁判员很给面儿或者不给面儿。一般说来，球赛当然是球员与教练水平的较量，裁判者只需居中裁判即可。然而，事实上，确有裁判者虽不做球员却可以左右比赛进程与结果，比如裁判不公、吹黑哨偏袒一方，总之，裁判员枉法裁判了。第四，其他原因。比如天气太冷或太热，下雨或冰雹，对有些球队确实造成影响。
联想司法审判。法庭如球场，同样是个剧场。进入法庭的人，无论律师、检察官与法官，单就穿着自不能与当事人、旁听人员或大街上的甲乙丙类似，不然怎可凸显“专业人士”或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特殊呢？其次，法庭之上，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主要由原告、被告及代理人推进。刑事诉讼主要由公诉方、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推进。当然，还有任何诉讼程序都少不了的裁判者。这样看来，法庭也是两造相争、法官居中的比赛场所，结果总是有输有赢，当然还有调解结案、息讼服判（如同球赛的平分结束、握手言和）。再次，法槌一敲、庭审开始，双方举证、质证与法庭辩论，精彩纷呈或毫无趣味，全赖双方的能耐。
然而，我们最为关心的，还是最终的判决结果，一如德肖维茨言，司法审判中，除非对自己有利，否则没有人在乎正义。（最多是为了胜诉披上一件正义的外衣罢了）。那么，判决结果究竟由谁决定呢。我想，经历过司法审判的普通人或者受过法学训练的法律人，不会再幼稚的认为，事实与法律决定判决结果。至少，我认为，不全是。法庭可以用多变与不确定来形容了，一如一场比赛（除非实力悬殊如巴西VS中国）不到最后一刻，谁都不敢擅自下结论。
我想，司法判决应是三方的角力：我方（原告及其代理人、公诉方），对方（被告及其代理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第三方（法官及陪审员），当然还有其他（比如政法委的批示与上级领导的条子）。
有时候，当我试图与当事人或普通人（未受过法律训练的一般民众）解释，判决结果可能并不完全依靠事实与法条，或者律师并不能决定什么之时，他们会疑惑甚至愤怒：中国的法律哪去了？法官会枉法裁判是不是？我们老百姓有冤不能申怎么办？
当然，我知道，当事人并不真正关心法律的公正，而是在乎他自身的“胜诉的正义”罢了。其实，如果能通过关系或贿赂最终取胜，当事人八成也会干违法之事。只是，现在，我似乎可以对当事人，至少懂点足球特别是看过乌拉圭VS哥斯达黎加比赛的（伪）球迷说：实力强不代表肯定赢，证据、事实与法条只是增加判决胜诉的砝码之一，但还不足以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对方的实力，或者裁判者的态度，以及对方与裁判者的关系，以及其他因素（比如：政法委或某领导的权威）。
那么，司法判决受如此多因素的影响，是不是代表司法是不确定、多变的？以至于，面对不确定的司法判决，当事人、律师甚至法官都无能为力？
不是，即使仅是对法治的固有激情与信心也不应得此结论。在影响司法判决的多种理性与非理性因素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确定性。
其一，事实与法条依然是庭审的基础。法庭依然需要事实与证据，无充分准备却指望临场发挥感染法官，恐怕是搬石头砸自己脚。一位当事人自认为很有理，却提不出任何有效的证据证明，结局将是不予立案或者驳回诉求。或者，一名律师自恃经验丰富（很多时候，只是“经历丰富”而已），却将证据目录或代理词搞得一团糟，对方律师会不反驳吗，法官会尊重这样的律师吗？
“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永远不过时，一如球队实力依然占据重要位置。（只是不要绝对罢了）。举个伤心的不恰当的例子，足球比赛中的巴西与中国队，即使中国队买通了裁判，中国会赢吗？难说。或者，玻璃心的“爱国者们”可以换个例子，比如中国队VS巴西队的乒乓球赛（巴西打乒乓吗），即使巴西贿赂裁判或者引入外援，胜算又有几分。
第二，程序是我们的武器。常有当事人讲，对方很有势力或者法官被行贿了，对于当事人的话，律师总是将信将疑吧。如果对方真的实力强大或者法官不公，我们该怎么办，束手就擒？
不是。法律本身乃是一种程序。许多案件，法律实体上说不过去或者压根不需要考虑实体问题，单靠程序瑕疵就可以四两拨千斤。比如，管辖权异议即为一种可行办法。或者，不服一审可以上诉，因为中院或高院相对基层来说，更容易摆脱地方势力的干扰。再或者，诉讼法规定，未经质证不得作为定案证据，以此理由也可以上诉或申请再审。还有，主体不适格可以直接请求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曾经一当事人因为当了被告而惶恐不安(或许是传统的耻诉观念或惧怕诉讼观念之由)，其实不过是对方公司出事后慌乱找错了被告，其实我方只需一纸主体不适格的答辩状即可……一如世界杯，也是追求程序正义的地方。众多裁判，什么主裁与边裁，不可能同时瞎了眼或者被贿赂吧，以及那么多的监控设备、球迷、媒体与亿万电视观众，谁能骗过如此雪亮的眼睛。联系当前，我国法院重点推进的“生效裁判文书网上”或“庭审公开”，也是追求程序正义的方式吧。或许，你可以不同意判决结果，却无法从法律程序中找到重大瑕疵。
点到为止、就此搁笔。
法治，没那么近距离，也没那么遥远。
2014年6月15日夜
于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