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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就是强烈的信号
当《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名字出现时，已经注定这是一份能够改变社会趋势的文件。我们党在历史上召开过很多会议，出台过很多文件，而那些最终对社会生活产生实质影响的文件通常都用“若干”二字。比如延安整风结束后出台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真正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性文件；又如《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从阶级斗争走向发展经济的划界性文件；再如《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启动改革开放的奠基性文件。我们党自诞生延续至今，核心理念、基本体系等大的方面与政权一起得到了传承，没有改变，后来的创新发展都是对特定问题的定向解决，而绝非系统的、颠覆性的再造，每一次重大的创新和突破也都是同时在许多个点上分别着力，这些点与点之间未见得存在逻辑关系。因此，当需要把这些涉及多个方面的问题放在一份文件里表述的时候，题目就只好用“若干”二字了，久而久之，“若干”就成了强烈的信号！我这篇博文也涉及多个方面，照猫画虎，在题目中学用“若干”，与中央保持一致。
第四个“三十年”，法治的三十年
《公报》（指四中全会公报）中第一次将我们党的最高思想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高举的旗帜”，也就是我们党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和成就；第二层是“指导思想”，主要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第三层是“深入贯彻的精神”，也就是习近平的系列重要讲话。这三层次有先后之别，而无高低之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旗帜”代表历史；“指导思想”代表过去；“贯彻的精神”代表现在和未来。这种提法与“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也是一致的，前三十年是历史，历史就要按历史的东西对待；后三十年是过去，凡是过去的就都过去了；关键在于当前和未来，这个时段应该至少不会短于三十年。其实新中国成立以前还存在一个建党建国的三十年。如此计算，到习总书记时，我们党恰好走过了三个三十年，正在迈向新的三十年。所以，当前所想所做的，是着眼于第四个三十年的大计。在依法治国的文件中实现最高思想体系的突破，意示着“依法治国”是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大计之一，应当要用三十年的时间去理解、完善和成型。等不得，也急不得！
回答好“政权”的三大哲学问题
解决了思想问题，接下来就应该是定位问题。“法治”这个词儿很敏感，主要就是因为它不仅是个社会运行机制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是一种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因此，要依法治国首先就得给法治定好位，这个定位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意思就是政权属于党；“人民当家作主”意思是政权来源于人民；“依法治国”意思是党要用法律的手段维护政权、治理国家，法治要发挥的是“引领和规范作用”。这个问题很重要，回答了“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本源性问题，明确了依法治国是我们党的治国方法，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与西方政治中的“法治”不是一回事，我们要打造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党法”与“国法”，自治与他治
定好位置之后需要填充内涵，内涵充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容才丰富。首要的内涵是“党内法规体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法治有两大部分构成：国法和党法，这就是特色。以前不叫“党内法规体系”，叫党的政策，法理学都要反复解释法律和党的政策的关系，以后这部分内容可以改了，改成党法与国法的关系。《公报》称党法“严”于国法，其实更重要的是“先”于国法，二者是严、宽和先、后的关系。政党的本质是利益团体，在多党的前提下，党内法规是团体内部的事情，在治国时无用，管党时才有用，所以无需向社会交待。我们党虽然也是利益团体，但这个团体是唯一的，团体的利益与人民利益必须一致，党和国的界线无法隔离，党内的事情也是国家的事情，治国和治党必须统一起来。如果只依法治国，不依法治党，党就成了法外桃源，并且还会传染给国家。因此，除了国法之外，党法也同等重要。正是从这个角度，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特色就是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党的统一。其中依法治国是他治，依法治党是自治，关键在于自治，难点也在于自治。承担依法治党主体任务的机关就是党内的纪检监察机构，因此，中纪委的地位只能越来越强，依法治国也要从治党反腐开始，未来的党法还处在“先”于国法的地位上。
“守法”不如“依法”好
依法治国原来的“总要求”是著名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报》提出了新的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原来的方针只笼统地讲了“法”，没讲“法权”的归属，反映了过去党政法合一的实际状况；现在的提法分清了立法、行政执行、司法和守法，明确人大、政府、司法、公民四类主体，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种法治行为，进步很明显。最大的遗憾在于未能突破固有的“法制”观念，前三种都是法权，到了“全民”这里只剩守法义务，如果改成“全民依法”定然更为出彩。因为“全民”二字既指社会，也指经济和市场，不止有守法的义务，还应当拥有充足的私权，在法治体系中，人民依法行权比守法更为重要。当然这个十六字方针只是“国法”的方针，再加上“党的领导”这一“本质特征”，和“党法”这一特色内涵，才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全部，未来也还有不断突破完善的空间。
新的普世价值
至此，社会主义法治的轮廓基本勾勒成型，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一元体制、二元体系、多权分治”。一元是党的领导和政治体制；二元是国法和党法的并行；多权指立法、行政、司法、纪检、军事等多个具体治权。这个体系也预示着未来的国家治理体系，将是党的统一领导下的国家治权分立制衡体系。也即一种顶层政权高度集中统一，国家治权依法行使、分立存在、相互制衡的体系。宪法本位、公民权利、司法独立等所谓现代价值都可以在这一体系中得到部分实现。这样的治理体系既可以保证本色不变、方向不变、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引入了现代社会文明成果，能够逐步扩大人民权利，实现社会和解。的确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唯一需要破解的难题仍然是：其中自治的部分如何才能达到良性和理性。（文：人半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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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就是强烈的信号
当《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名字出现时，已经注定这是一份能够改变社会趋势的文件。我们党在历史上召开过很多会议，出台过很多文件，而那些最终对社会生活产生实质影响的文件通常都用“若干”二字。比如延安整风结束后出台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真正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性文件；又如《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从阶级斗争走向发展经济的划界性文件；再如《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启动改革开放的奠基性文件。我们党自诞生延续至今，核心理念、基本体系等大的方面与政权一起得到了传承，没有改变，后来的创新发展都是对特定问题的定向解决，而绝非系统的、颠覆性的再造，每一次重大的创新和突破也都是同时在许多个点上分别着力，这些点与点之间未见得存在逻辑关系。因此，当需要把这些涉及多个方面的问题放在一份文件里表述的时候，题目就只好用“若干”二字了，久而久之，“若干”就成了强烈的信号！我这篇博文也涉及多个方面，照猫画虎，在题目中学用“若干”，与中央保持一致。
第四个“三十年”，法治的三十年
《公报》（指四中全会公报）中第一次将我们党的最高思想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高举的旗帜”，也就是我们党历史上的那些思想和成就；第二层是“指导思想”，主要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第三层是“深入贯彻的精神”，也就是习近平的系列重要讲话。这三层次有先后之别，而无高低之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旗帜”代表历史；“指导思想”代表过去；“贯彻的精神”代表现在和未来。这种提法与“前后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也是一致的，前三十年是历史，历史就要按历史的东西对待；后三十年是过去，凡是过去的就都过去了；关键在于当前和未来，这个时段应该至少不会短于三十年。其实新中国成立以前还存在一个建党建国的三十年。如此计算，到习总书记时，我们党恰好走过了三个三十年，正在迈向新的三十年。所以，当前所想所做的，是着眼于第四个三十年的大计。在依法治国的文件中实现最高思想体系的突破，意示着“依法治国”是未来三十年的发展大计之一，应当要用三十年的时间去理解、完善和成型。等不得，也急不得！
回答好“政权”的三大哲学问题
解决了思想问题，接下来就应该是定位问题。“法治”这个词儿很敏感，主要就是因为它不仅是个社会运行机制问题，还是个政治问题，是一种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因此，要依法治国首先就得给法治定好位，这个定位就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意思就是政权属于党；“人民当家作主”意思是政权来源于人民；“依法治国”意思是党要用法律的手段维护政权、治理国家，法治要发挥的是“引领和规范作用”。这个问题很重要，回答了“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本源性问题，明确了依法治国是我们党的治国方法，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与西方政治中的“法治”不是一回事，我们要打造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党法”与“国法”，自治与他治
定好位置之后需要填充内涵，内涵充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容才丰富。首要的内涵是“党内法规体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法治有两大部分构成：国法和党法，这就是特色。以前不叫“党内法规体系”，叫党的政策，法理学都要反复解释法律和党的政策的关系，以后这部分内容可以改了，改成党法与国法的关系。《公报》称党法“严”于国法，其实更重要的是“先”于国法，二者是严、宽和先、后的关系。政党的本质是利益团体，在多党的前提下，党内法规是团体内部的事情，在治国时无用，管党时才有用，所以无需向社会交待。我们党虽然也是利益团体，但这个团体是唯一的，团体的利益与人民利益必须一致，党和国的界线无法隔离，党内的事情也是国家的事情，治国和治党必须统一起来。如果只依法治国，不依法治党，党就成了法外桃源，并且还会传染给国家。因此，除了国法之外，党法也同等重要。正是从这个角度，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特色就是依法治国与依法治党的统一。其中依法治国是他治，依法治党是自治，关键在于自治，难点也在于自治。承担依法治党主体任务的机关就是党内的纪检监察机构，因此，中纪委的地位只能越来越强，依法治国也要从治党反腐开始，未来的党法还处在“先”于国法的地位上。
“守法”不如“依法”好
依法治国原来的“总要求”是著名的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公报》提出了新的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原来的方针只笼统地讲了“法”，没讲“法权”的归属，反映了过去党政法合一的实际状况；现在的提法分清了立法、行政执行、司法和守法，明确人大、政府、司法、公民四类主体，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种法治行为，进步很明显。最大的遗憾在于未能突破固有的“法制”观念，前三种都是法权，到了“全民”这里只剩守法义务，如果改成“全民依法”定然更为出彩。因为“全民”二字既指社会，也指经济和市场，不止有守法的义务，还应当拥有充足的私权，在法治体系中，人民依法行权比守法更为重要。当然这个十六字方针只是“国法”的方针，再加上“党的领导”这一“本质特征”，和“党法”这一特色内涵，才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全部，未来也还有不断突破完善的空间。
新的普世价值
至此，社会主义法治的轮廓基本勾勒成型，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一元体制、二元体系、多权分治”。一元是党的领导和政治体制；二元是国法和党法的并行；多权指立法、行政、司法、纪检、军事等多个具体治权。这个体系也预示着未来的国家治理体系，将是党的统一领导下的国家治权分立制衡体系。也即一种顶层政权高度集中统一，国家治权依法行使、分立存在、相互制衡的体系。宪法本位、公民权利、司法独立等所谓现代价值都可以在这一体系中得到部分实现。这样的治理体系既可以保证本色不变、方向不变、集中力量办大事；也引入了现代社会文明成果，能够逐步扩大人民权利，实现社会和解。的确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唯一需要破解的难题仍然是：其中自治的部分如何才能达到良性和理性。（文：人半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