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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宪忠：当前民法典编纂面临六大难题2014年11月13日16:04新华网
11月2日下午，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孙宪忠做客新华网“思客·大方谈”，与网友在线交流分享他们关于法治建设的思考与观点。图为嘉宾孙宪忠。新华网 郭小天 摄
【主持人】目前，民法典编纂方面存在哪些难点？
【孙宪忠】关于现实的编制民法的问题，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有六个方面。
【孙宪忠】首先，就是关于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我们这个社会可能还没有把民法的地位想象得那么重要，有些领导就认为民法就是“婆婆妈妈”，就是两口子打架、离婚，解决这样的问题。他没有想到民法规范交易行为、不动产制度、公司法的制度都是涉及国计民生最基础的问题，所以这个民法典虽然也涉及“婆婆妈妈”的，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我们是不能忽略的。
【孙宪忠】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民法中体系性的规定还有一些重大的问题，我们研究得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地研究。比如说关于民法通则1986年规定主体的制度，它当时规定的主体除了国家机关以外剩下都是公有制企业，可是咱们现在这个企业民营经济就占很大的部分，还有外资企业也进来占很大的部分。前几天我们在全国工商联开会，王钦敏就讲，现在我们国家就业的80%是民营经济提供的，财税和GDP的贡献民营经济的贡献差不多都达到60%甚至超过60%。实际上民营经济的组织和公有制企业组织形态是不一样的，但我们的法律现在就跟不上，就需要研究这个主体的制度。另外像对权利的制度我们的研究也还是跟不上，比如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知识产权在民法上如何规定？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传统民法里面没有这些东西，现在知识产权就很重大，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还有百姓的意识和国家管制方面的问题，有些东西百姓认为我说了算，但过去有些人认为政府都没说话老百姓说了怎么算呢？这个中间的问题也要解决。
【孙宪忠】第三个问题是现行民法制度中间有些规定是脱离社会现实的，过去我们是基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所建立的这个制度，但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就发现这些东西实际上跟现实是不符合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我们宪法、民法通则等很多法律都都规定所谓劳动群众集体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的另一种重要的公有制实现方式，我们讲劳动群众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劳动集体，但是现在想一想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劳动集体在哪里呢？什么地方有这个集体呢？而且城市中讲这个集体还划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城镇的集体所有制，一种是农村的，农村不管怎么说还有一些农民在那里，那城市的劳动集体在哪里呢？没有劳动群众了这个集体又怎么说呢？所以这就是一个很不符合现实的问题。我这几年对人大代表对这个问题调查得很多，特别希望立法能够从上面下大力气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由于意识形态上还不敢这样做，还有很多人认为这个事情好像还挺重大，下不了决心，可这还是要下决心解决，这是很大的问题。
【孙宪忠】第四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立法由于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有些是改革开放初制定的，有些是现在制定的，那这个立法就需要按照现在新的改革开放的精神把它整合起来。像刚才讲的民法通则，这个法律在现实生活中1986年制定的，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从念书的时候我们就学它，说实话我们不忍心批评它，我们对这个法律有很深的感情，但实际生活中来看，这个法律156个条文，可以说现在剩下发挥作用的条文不到20个了。多数的条文都被别的法律条约替代了，而且现在留下的条文里还有对改革有妨碍的。比如有一条条文规定“土地不得出租、买卖、抵押等等”，其实咱们现在的不动产市场非常活跃了，土地早就进入市场了，你那个规定还是计划经济体制时候的，民法通则里面规定联营制度等，关于私人企业的还都采取禁止的态度，只能有个体工商户，不能有民营企业，可现在这就很显然落后于现实了，而且新的制度本身也有这样的问题。
【孙宪忠】第五个方面就是民法和特别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民法和公司法，民法跟商法，民法跟知识产权法的关系问题，在此之外最高法院还颁布了很多的司法解释，基本的法律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之间是什么关系也是要好好解决的。
【孙宪忠】第六个问题就是我们民法典编制的最基本的逻辑语言和它的基本技术规范性的问题。法律规范这么多，外国有些世界上大的民法典一个法律常常都是好几千个条文，这些条文是靠什么规则编在一起的？表面看是一个整体，内在里是各个零散的没有逻辑体系，那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一个有前言、有后语、有共同逻辑的详细分工的整体。关于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好的研究，也出现了很好的研究成果，但是在这方面还需要把中国的问题研究透。这是一个中国问题，是一个现代问题，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些问题研究透，才能制定出很好的民法典。
【主持人】刚才听的孙教授列举的六大难点，我觉得没有一点是容易解决的，都是特别难的。可以说民法典的编纂是任重道远。
【孙宪忠】所以前几天有记者问我这个法律你估计几年能做成啊？我说看五年到八年期间怎么样了，我们希望这个东西做得很快，但是根据咱们的经验来看仓促成事常常没有好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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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宪忠：当前民法典编纂面临六大难题2014年11月13日16:04新华网
11月2日下午，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孙宪忠做客新华网“思客·大方谈”，与网友在线交流分享他们关于法治建设的思考与观点。图为嘉宾孙宪忠。新华网 郭小天 摄
【主持人】目前，民法典编纂方面存在哪些难点？
【孙宪忠】关于现实的编制民法的问题，我总结了一下大概有六个方面。
【孙宪忠】首先，就是关于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我们这个社会可能还没有把民法的地位想象得那么重要，有些领导就认为民法就是“婆婆妈妈”，就是两口子打架、离婚，解决这样的问题。他没有想到民法规范交易行为、不动产制度、公司法的制度都是涉及国计民生最基础的问题，所以这个民法典虽然也涉及“婆婆妈妈”的，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我们是不能忽略的。
【孙宪忠】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民法中体系性的规定还有一些重大的问题，我们研究得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地研究。比如说关于民法通则1986年规定主体的制度，它当时规定的主体除了国家机关以外剩下都是公有制企业，可是咱们现在这个企业民营经济就占很大的部分，还有外资企业也进来占很大的部分。前几天我们在全国工商联开会，王钦敏就讲，现在我们国家就业的80%是民营经济提供的，财税和GDP的贡献民营经济的贡献差不多都达到60%甚至超过60%。实际上民营经济的组织和公有制企业组织形态是不一样的，但我们的法律现在就跟不上，就需要研究这个主体的制度。另外像对权利的制度我们的研究也还是跟不上，比如一个最简单的问题，知识产权在民法上如何规定？这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传统民法里面没有这些东西，现在知识产权就很重大，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还有百姓的意识和国家管制方面的问题，有些东西百姓认为我说了算，但过去有些人认为政府都没说话老百姓说了怎么算呢？这个中间的问题也要解决。
【孙宪忠】第三个问题是现行民法制度中间有些规定是脱离社会现实的，过去我们是基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所建立的这个制度，但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就发现这些东西实际上跟现实是不符合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在我们宪法、民法通则等很多法律都都规定所谓劳动群众集体的问题，就是说我们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的另一种重要的公有制实现方式，我们讲劳动群众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劳动集体，但是现在想一想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劳动集体在哪里呢？什么地方有这个集体呢？而且城市中讲这个集体还划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城镇的集体所有制，一种是农村的，农村不管怎么说还有一些农民在那里，那城市的劳动集体在哪里呢？没有劳动群众了这个集体又怎么说呢？所以这就是一个很不符合现实的问题。我这几年对人大代表对这个问题调查得很多，特别希望立法能够从上面下大力气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由于意识形态上还不敢这样做，还有很多人认为这个事情好像还挺重大，下不了决心，可这还是要下决心解决，这是很大的问题。
【孙宪忠】第四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立法由于是历史发展的结果，有些是改革开放初制定的，有些是现在制定的，那这个立法就需要按照现在新的改革开放的精神把它整合起来。像刚才讲的民法通则，这个法律在现实生活中1986年制定的，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从念书的时候我们就学它，说实话我们不忍心批评它，我们对这个法律有很深的感情，但实际生活中来看，这个法律156个条文，可以说现在剩下发挥作用的条文不到20个了。多数的条文都被别的法律条约替代了，而且现在留下的条文里还有对改革有妨碍的。比如有一条条文规定“土地不得出租、买卖、抵押等等”，其实咱们现在的不动产市场非常活跃了，土地早就进入市场了，你那个规定还是计划经济体制时候的，民法通则里面规定联营制度等，关于私人企业的还都采取禁止的态度，只能有个体工商户，不能有民营企业，可现在这就很显然落后于现实了，而且新的制度本身也有这样的问题。
【孙宪忠】第五个方面就是民法和特别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民法和公司法，民法跟商法，民法跟知识产权法的关系问题，在此之外最高法院还颁布了很多的司法解释，基本的法律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之间是什么关系也是要好好解决的。
【孙宪忠】第六个问题就是我们民法典编制的最基本的逻辑语言和它的基本技术规范性的问题。法律规范这么多，外国有些世界上大的民法典一个法律常常都是好几千个条文，这些条文是靠什么规则编在一起的？表面看是一个整体，内在里是各个零散的没有逻辑体系，那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一个有前言、有后语、有共同逻辑的详细分工的整体。关于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好的研究，也出现了很好的研究成果，但是在这方面还需要把中国的问题研究透。这是一个中国问题，是一个现代问题，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些问题研究透，才能制定出很好的民法典。
【主持人】刚才听的孙教授列举的六大难点，我觉得没有一点是容易解决的，都是特别难的。可以说民法典的编纂是任重道远。
【孙宪忠】所以前几天有记者问我这个法律你估计几年能做成啊？我说看五年到八年期间怎么样了，我们希望这个东西做得很快，但是根据咱们的经验来看仓促成事常常没有好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