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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处于改革开放前沿，最先遇到文明建设的问题，解决文明建设问题也需要先行一步，率先对市民的文明行为规范进行立法。这为探索以法规形式规范人们的文明行为，建设文明城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张晓林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通过立法，发挥道德他律的强制作用，把外部强制下的文明行为，转化成为人们内心自觉文明行为，是深圳创建文明城市以及社会管理创新的客观要求。
条例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贴近民意
“深圳为文明行为立法，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广开言路，在法规草案未形成前就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展开了三轮民意调查，发动市民来为自己的城市文明立法，充分听取民意。”张晓林说，由此，《深圳经济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他举例说，在今年6月启动的三轮民意调查中，回收了近30万份调查问卷，并由公众投票选出大家认为最普遍和最需要罚款的十大不文明行为；第三次民调中对执法权限及手段的强化，证据有效性的明确，也都得益于这些民意的收集和基层调研，这充分说明该法规来自于群众，贴近民意。
“处罚从来不是目的，教育市民别违法，培养市民养成文明行为习惯才是立法本意。”他表示，为此，针对市民反映的罚款额度过高的意见，草案论证稿还规定了一些处罚新办法。比如，在处罚方式中，条例草案推出记入个人征信系统以及社会服务制度等内容，并非单一罚款模式。对于社会服务的处罚模式，条例赋予违法行为人选择的权利，即在被处以50元以上罚款的情况下，可以申请参加执法部门安排的社会服务。这样的规定比较人性化，也可以防止以罚代管的现象。
条例规定了“高压线”，导向鲜明
“为文明行为规范立法，意味着这不再是单一的说教，而是具有刚性的约束力。一旦出现触碰法规规定的”高压线“的不文明行为，将予以处罚。”张晓林说，《深圳经济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可操作性强，具有鲜明的导向性。
他说，随地吐痰、乱扔果皮垃圾、高空抛物等破坏公共卫生、损害公共道德的不文明行为在我国由来已久。仅仅靠说服教育、靠良知自省是不能培养和造就出人们所希望的理想道德人格，是不会出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道德奇迹。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复杂环境下，仅靠文明自律难以遏止滋生蔓延的种种不文明、反文明的消极现象，不能把培养和造就理想道德人格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个人良知和道德自省上。
他指出，对社会上不文明的现象，社会习惯于从道德角度进行谴责。但要明白，道德的自律与他律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一旦文明自律和自觉缺失，就要有强制性的他律来管束，从而把那些不自觉、不自律的言行纳入社会的文明规范之中，以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
“文明建设中的他律应该讲是很宽泛的，而通过立法这样的他律，加大处罚力度，促使人们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非常有必要。要做到令行禁止，就必须让违规者付出代价，法规具有强制性、严厉性和鲜明的导向性。”他说，法规将推动文明的自律、道德的自律，使文明行为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从而提升人和社会的整体文明素质。
为道德行为立法是世界性的趋势，合乎规律性
张晓林指出，对人们的文明行为规范进行立法，在世界上并不是个案，许多发达国家在文明进程中普遍采用的方式，就是用法规的形式推动文明社会的建设。深圳对市民的文明行为规范进行立法，符合文明建设的发展规律。
“我们知道新加坡的文明程度非常高，都养成了讲文明、爱卫生的习惯，很少有乱丢纸屑、随地吐痰等不良行为，但是这些文明行为并不是自发形成的，也是经过高压的”阵痛“逐渐养成的。”他说，比如随地吐痰、乱丢纸屑等废弃物，在不允许的场合吸烟等等行为，凡被发现其中一项均要被处罚500元新加坡币，而且处罚有记载。如果第二次发现，则会加重到2000元新加坡币。
他说，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对于闯红灯的不文明行为，在新加坡，行人第一次闯红灯，罚款200元新加坡币。第二次、第三次再闯，最重可以判半年到一年的监禁。在美国，各州对乱穿马路者罚款2到50美元不等，虽然数额相对不大，但处罚记录将会记入个人信用记录中；在德国，闯红灯者也会面临很严重的后果，不能再分期付款、延期支付，必须立即支付，也拿不到银行比较长时间的贷款，贷款利率也要远比其他人高。
“一些发达国家的人遵守交通秩序的道德素质较高，”绿灯行红灯停“，礼让行人，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方式，并不需要外在的监督和强制，现在欧洲甚至掀起了取消红绿灯的风潮。”他强调，但其实，这种蔚成风气的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的道德自律精神，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恰恰是在长期的他律规范和约束下，逐渐养成的文明素质，培育的公共精神，是德治与法治很好结合的体现。
在采访快结束时，他满怀希望地说：“建立特区30多年来，深圳创造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取得了丰硕的物质文明成果。希望深圳在未来也能创造丰硕的精神文明成果，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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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处于改革开放前沿，最先遇到文明建设的问题，解决文明建设问题也需要先行一步，率先对市民的文明行为规范进行立法。这为探索以法规形式规范人们的文明行为，建设文明城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具有积极的示范效应。”《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张晓林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通过立法，发挥道德他律的强制作用，把外部强制下的文明行为，转化成为人们内心自觉文明行为，是深圳创建文明城市以及社会管理创新的客观要求。
条例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贴近民意
“深圳为文明行为立法，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广开言路，在法规草案未形成前就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展开了三轮民意调查，发动市民来为自己的城市文明立法，充分听取民意。”张晓林说，由此，《深圳经济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他举例说，在今年6月启动的三轮民意调查中，回收了近30万份调查问卷，并由公众投票选出大家认为最普遍和最需要罚款的十大不文明行为；第三次民调中对执法权限及手段的强化，证据有效性的明确，也都得益于这些民意的收集和基层调研，这充分说明该法规来自于群众，贴近民意。
“处罚从来不是目的，教育市民别违法，培养市民养成文明行为习惯才是立法本意。”他表示，为此，针对市民反映的罚款额度过高的意见，草案论证稿还规定了一些处罚新办法。比如，在处罚方式中，条例草案推出记入个人征信系统以及社会服务制度等内容，并非单一罚款模式。对于社会服务的处罚模式，条例赋予违法行为人选择的权利，即在被处以50元以上罚款的情况下，可以申请参加执法部门安排的社会服务。这样的规定比较人性化，也可以防止以罚代管的现象。
条例规定了“高压线”，导向鲜明
“为文明行为规范立法，意味着这不再是单一的说教，而是具有刚性的约束力。一旦出现触碰法规规定的”高压线“的不文明行为，将予以处罚。”张晓林说，《深圳经济特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可操作性强，具有鲜明的导向性。
他说，随地吐痰、乱扔果皮垃圾、高空抛物等破坏公共卫生、损害公共道德的不文明行为在我国由来已久。仅仅靠说服教育、靠良知自省是不能培养和造就出人们所希望的理想道德人格，是不会出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道德奇迹。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复杂环境下，仅靠文明自律难以遏止滋生蔓延的种种不文明、反文明的消极现象，不能把培养和造就理想道德人格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个人良知和道德自省上。
他指出，对社会上不文明的现象，社会习惯于从道德角度进行谴责。但要明白，道德的自律与他律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一旦文明自律和自觉缺失，就要有强制性的他律来管束，从而把那些不自觉、不自律的言行纳入社会的文明规范之中，以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
“文明建设中的他律应该讲是很宽泛的，而通过立法这样的他律，加大处罚力度，促使人们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非常有必要。要做到令行禁止，就必须让违规者付出代价，法规具有强制性、严厉性和鲜明的导向性。”他说，法规将推动文明的自律、道德的自律，使文明行为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从而提升人和社会的整体文明素质。
为道德行为立法是世界性的趋势，合乎规律性
张晓林指出，对人们的文明行为规范进行立法，在世界上并不是个案，许多发达国家在文明进程中普遍采用的方式，就是用法规的形式推动文明社会的建设。深圳对市民的文明行为规范进行立法，符合文明建设的发展规律。
“我们知道新加坡的文明程度非常高，都养成了讲文明、爱卫生的习惯，很少有乱丢纸屑、随地吐痰等不良行为，但是这些文明行为并不是自发形成的，也是经过高压的”阵痛“逐渐养成的。”他说，比如随地吐痰、乱丢纸屑等废弃物，在不允许的场合吸烟等等行为，凡被发现其中一项均要被处罚500元新加坡币，而且处罚有记载。如果第二次发现，则会加重到2000元新加坡币。
他说，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对于闯红灯的不文明行为，在新加坡，行人第一次闯红灯，罚款200元新加坡币。第二次、第三次再闯，最重可以判半年到一年的监禁。在美国，各州对乱穿马路者罚款2到50美元不等，虽然数额相对不大，但处罚记录将会记入个人信用记录中；在德国，闯红灯者也会面临很严重的后果，不能再分期付款、延期支付，必须立即支付，也拿不到银行比较长时间的贷款，贷款利率也要远比其他人高。
“一些发达国家的人遵守交通秩序的道德素质较高，”绿灯行红灯停“，礼让行人，这似乎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方式，并不需要外在的监督和强制，现在欧洲甚至掀起了取消红绿灯的风潮。”他强调，但其实，这种蔚成风气的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的道德自律精神，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恰恰是在长期的他律规范和约束下，逐渐养成的文明素质，培育的公共精神，是德治与法治很好结合的体现。
在采访快结束时，他满怀希望地说：“建立特区30多年来，深圳创造了辉煌的经济成就，取得了丰硕的物质文明成果。希望深圳在未来也能创造丰硕的精神文明成果，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